□熊彤

近代乡村建设指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包括企业家、知识分子、社会团体和政府官员等）在乡村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从政治、经济、教育和风俗等方面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改良活动。其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全国性的社会思潮。近代乡村建设分为三种类型：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实业引导型，以张謇的南通模式为代表；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育倡导型，以梁漱溟的邹平模式和晏阳初的定县模式为代表；政府为主体的治理主导型，以江宁模式为代表。其中，张謇的南通模式出现时间最早，成效最为显著，对后来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也产生了影响。

张謇南通模式的核心理念是“本利循环”

张謇一生致力于“经营乡里”，倡导“地方自治”“棉铁主义”。在乡村建设思想中，以农工商协调发展、实业教育并举的思想最为独特。

在实践中，张謇将“本利循环”理念从狭义的经济范畴引申为广义的社会范畴，涉及工业、农业、民生、教育等众多领域，主要体现在工农业相辅相成，各级教育循序渐进，实业教育相得益彰，建立农业生态系统几方面。且在各领域自成一环，环环相扣，形成大的“本利循环”社会系统，从而具有鲜明的经济性、统筹性、社会性和系统性特点。

张謇的南通模式与教育倡导型乡村建设之比较

入手点不同。乡村建设运动处于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之下，因此张謇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具有相同的基本理念和现实基础，即提倡教育救国，主张以农为本，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拯救濒临破产的农村，以复兴中华民族。但是张謇更具有独特的“本利循环”理念。他从经济入手，在南通教育发展事业上花费的巨额经费来自大生资本集团及其个人，兴办实业不仅解决乡村教育经费来源，改善村民教育状况，还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而梁漱溟和晏阳初则是从教育入手。

实施效果不同。在大生集团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持下，张謇在南通推广普及教育，一系列工厂和文化设施在通海地区相继建立。乡村建设事业成效明显，受到当地村民的热烈支持，南通被冠以“模范县”称号。而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由于资金不足，很难满足广大农民经济上的根本要求，加之国民政府对乡村建设的过多限制，使得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最终只能使乡村建设陷入“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尴尬境地。

张謇的南通模式与治理主导型乡村建设之比较

实施目的和侧重点不同。张謇的南通模式和治理主导型乡村建设均注重探索地方自治模式。南通模式与江宁模式存在差异，根本差异在于前者从兴办实业和教育入手，注重农民的参与互动；后者是运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采取一些乡村治理措施。南通的乡村建设目的是“为民生计”“开通风气”，侧重于实业、教育和慈善事业，这三者也被张謇看成地方自治的核心。江宁乡村治理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江宁地近南京为国际观瞻为由，提出一切政治建设以该县先行试办为要，将它设为自治实验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县政府侧重于改良税收体制、整顿警政与社会治安以及整理户籍等政治建设。

乡村自治管理体制不同。南通地方自治依法采用县、乡、村三级制，是一整套近代化的乡村管理机关。这些乡镇自治机构运行经费绝大部分出自张謇所创办的大生集团。江宁在乡村治理实验期间对自治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在农村废止邻闾制，改编村里，合并乡镇，裁撤区公所，设置自治指导员，力图使乡村更符合政治管理的需要。江宁虽无“无保甲之名，而有保甲之实”，甚至比其他县份的保甲还要严密。江宁的地方自治陷入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

实施效果和影响不同。实施20年后，南通教育蔚然成风，同时，张謇在南通创办了一揽子公益事业实践他的“本利循环”理念，从育婴堂到养老院、公墓的开辟，体现了他对人的终极关怀，南通“全县没有一个乞丐”，人们慕名前往参观。江宁虽然在禁赌、禁烟、禁缠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这种毫无经济建设意义的治理不仅受到村民的不满和抵制，也遭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批评反对。

总之，近代乡村建设的三种典范由于入手点和目的不同，导致侧重点和效果也不一样。张謇主持的南通模式从经济入手，实业教育并举，以工促农，成效显著，这种创新探索也为后来的乡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系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